农民的呼唤

2022年10月31日 by 没有评论

民以食为天,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在黄土地上休养生息,他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用勤劳和勇敢在黄土地里刨食,他们又像老黄牛一样在黄土地上艰难地耕耘、播种、喘息,希望换来一份土地的回报,盼来丰收的喜悦。他们纯朴善良,安分守己,忍辱负重,然而,近几年,随着农民负担的层层加码,各级政府的变本盘剥,他们纯朴善良的本性受到了欺压,想安分已使他们没法安分,忍辱负重到不堪重负。脸朝黄土背朝天,一粒汗珠摔成八瓣,辛辛苦苦盼来的丰收带给他们的却不是喜悦,而是伤心和失望。他们将粒粒用汗水换来的粮食全部交给他们的父母官,仅留下一些果腹的口粮。尽管这样,“父母官”派出的“国策队”还将他们剩下的一点粮食全部撮走……

1992年5月15日,随着一声凄厉的哭喊,一位年仅37岁的年轻妇女,抛夫弃子跳入距离逼款干部只有17米的水塘中,在干部们眼睁睁的注视中沉入水底,在场的干部们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下去救她。她是湖南省某市农家妇女潘群英。5月10日,乡里决定向村民收计划生育连环费,5人以下户每户交50元,5人以上户交100元。5月13日,乡村干部到潘家收款,她倾其所有,还向邻居借了50元,但仍差9元无法凑齐。仅过两天,一名乡党委副书记又领人上门催款。潘群英自然是交不出,于是乡干部就强行搬她家的电视机和自行车,潘群英拼命阻拦,两天两夜没吃没喝的她争抢不过被推在车下。那位乡党委副书记用脚猛踩车的后轮并口吐脏话。潘群英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在她看到家中的电视机、自行车被强行搬走后,绝望中的她随即当着干部的面跳水身亡。

1992年6月9日,湖南省某县村民邓贤清,因乱罚款,在遭到乡干部殴打后服毒自尽!事情的起因是当天上午,乡联防队员黎长生三人给曾参加赌博但已被处理过的村民邓贤清的儿子邓解成再次下达罚款通知书,邓说已经处理过怎么还要罚款,因此拒绝接收。争执吵闹达两个多小时,后来黎长生就动手打人,邓解成出于还手你一下他一下就干起来了。黎长生觉得自己打不赢就返回乡政府,向书记、乡长报告自己被邓贤清父子打了一顿,要求乡领导为其撑腰。当天下午4时,书记、乡长就组织黎长生等8人前往邓家。邓解成得知乡里来人后吓得逃往后山,黎长生见抓不着邓解成就将尾随而来的邓解成的父亲邓贤清抓住。黎长生念完传唤证,要押走邓贤清,邓说:“我没犯法。”他不肯去乡政府。黎去拖邓遭到邓的反抗。这时,随同而来的曾小安、黄云平、李跃军等三人一拥而上将邓按倒在地,黎长生将邓贤清老汉的一只手铐住,曾小安朝邓的右胁下猛蹬一脚,致使邓贤清老汉右胁下7根肋骨折断。在这种情况下,邓贤清老汉仍被押往乡政府,中途邓贤清老汉两次用头猛撞石头自杀,血流如注。下午5时许,邓贤清老汉被押到镇上一间空着的供销社的生资仓库关闭起来,邓贤清老汉悲痛欲绝,趁无人之机,吞服了仓库旮旯里残存的半瓶农药,当邓贤清老汉因农药发作痛得在地上乱滚时,书记、乡长等人不仅不组织人抢救,反而拔腿赶回了乡政府。一个活鲜鲜的生命就这样死去……

1992年11月19日,河南省某县,村支部书记蔡天侯带领乡村组干部19人,从农民蔡玉堂家强行拿走255斤芝麻、19斤小麦,当晚蔡玉堂在门前的梨树上上吊自杀。据事后调查,蔡玉堂所在的村民小组夏秋两季负担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67%。

1993年2月21日,安徽省某县农民丁作明,因本村农民负担过重参与后同村干部结怨,在2月21日与副村长丁延东发生纠纷后,因不服乡派出所的不公处理,被乡派出所3名联防队员用电警棍、木棒毒打近两个小时,造成脾脏破裂,失血过多,于第二天下午惨死在手术台上。

1993年3月2日,四川省某县抗美援朝三等功臣龙银泰等三人身背1952年县人民政府赠给龙银泰的“人民功臣”木刻横匾,带着所在地的农民“双提”方案、负担通知书、医院伤情证明等材料,再一次到四川省农民负担主管部门反映农民负担不堪重负,请求上级政府主持公道。根据该村的“双提”方案,人民功臣龙银泰和朱世礼两户,当年税外负担人均为154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395%,全村平均达到35%,实在让人触目惊心!

1992年2月,黑龙江省某县744名农民不顾重重阻力联名画押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控告某乡党委书记肆意加重农民负担,给他们生产、生活所造成的严重困难。8000余字的控告信和密密麻麻的六页半纸的手印,震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这次事件创下该省建国以来规模的最高纪录……

……够了,一桩桩血案已经够我们警醒的了。这些血案虽然被报刊披露后最终解决了问题,但是还有许多正在上演的不为人所知的悲剧呢……

二、任中央三令五申,任农民怨声载道,不管你有没有,不管你愿不愿,只要我需要,全都摊给你

进入九十年代,似乎还没有哪件事情像农民负担这样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和关注,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中央就减轻农民负担问题连续发了四个文件。令人遗憾的是,农民负担不但没有真正得到减轻,在一些地方反而愈演愈烈。

早在1990年2月,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同年9月,中央和国务院又联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决定》。然而,尽管禁令一而再地发,农民负担还是在扶摇直上。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713%,而同期农民人均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却增长了826%,农村劳动力承担的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比上年增长了218%,以资代劳增长292%。当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省(市、自治区)超过了5%的限额。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湖南调查时发现,该省1991年农民负担加上合同外部分达10%—15%,远远超过5%,据《农村工作通讯》透露,河北省多数地方超过8%,有的县高达15%—20%。

1991年12月17日,当时的总理签署了国务院92号令,发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尽管条例对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工标准及使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各地依然我行我素。1992年,河南省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中直接涉及农民负担的就有182个,其中违反条例的82个,应降低收费标准的29个。仅明文规定的教育附加费、农田水利建设基金、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就超过了5%。从江西省政府不久前宣布废止的不合理负担和摊派看,违反条例的达47项之多。张家口地区行署专员杨新农在“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据他们对全区102个乡镇、208个村的1194户农民调查,农民负担超过条例规定833个百分点。

1993年3月19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再一次发出措词严厉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可就在紧急通知在报上公布的第二天,湖南省某县的一个乡镇又因摊派款交不上来,再度抄了两户残疾人的家……

悲剧还在上演,流血的“随州事件”发生后,农民负担问题再度给了我们重重一榔头——

1995年12月4日,已是腊月了,农民勤扒苦做辛勤劳作了一年,都盼着过一个安静祥和的新年。这天湖北省随州市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党总支副书记、主任余万新,带着由19人组成的“清收兑现小组”来到冷岗镇一组农民蔡守国家中,要求他将欠交的提留款134919元交清。前两天就已在四处筹钱的蔡守国说:“我想借高利贷又借不到。能不能宽限几天?”

“这交够了公粮剩下的一点谷是我们全家的口粮,你们要是盘去,我一家明年春上吃什么呢?”老实本分的蔡守国只有苦苦哀求。“余主任,你就行行好吧!”蔡守国的妻子徐桂菊竟给这一群人下跪了。

看到这个样,余万新心里有几分发酸,就答应再宽限一天,让他们务必在第二天中午12点以前将欠款交清,否则就不客气。

他们走后,蔡守国急得在堂屋里打转转,他到哪儿借钱呢!他的亲戚都是盘土坷垃的,没一个拿工资,种田的人都要交自己的摊派提留,自个都着急,哪有钱借给你呢。蔡守国左想右想,也想不出哪个亲戚有钱。为了抓住这紧急的一天一夜时间,蔡守国摸黑跑了十八里山路转了几个亲戚的家门,还没等蔡守国开口,他们倒先叫起苦来,弄得蔡守国心里闷闷的,只好摸黑赶回来,一夜无话。

大清早,蔡守国又出门了,准备再找几个亲戚,然而结果都是令人失望,他像霜打蔫了的茄子一样浑身没劲,脚步也乏力,东一脚西一脚地走回来,好几次踢在路边的石头上,跌了几个跟头。想到钱没借到,不好交差,心里像猫抓一般的难受。没法子,蔡守国只好心里一横,挺倒去球,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相信他们不会要我的命。

蔡守国前脚进屋,余万新后脚就又带着那一群“清收兑现小组”来了。余万新问:“钱借到没有?”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啦!”余万新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动手把那头大肥猪牵走。”

几个人一哄而上去捉那头正在院角猪栏里憨睡的大肥猪,抓的抓脚,捉的捉耳朵,扯的扯尾巴,那头大肥猪被这突然一闹吓惊了,死命地挣扎,死命地嚎叫,像立马要上案板似的。求生的本能使这头大肥猪张开大嘴“吼吼”地咬起人来,几个捉他的人吓得松了手。大肥猪一时在院子里乱窜,把鸡也撵得飞起来了。

“捉住,捉住,抬走。”余万新在一旁指挥道。几个人又追又撵,大肥猪口吐白沫,不停地张着嘴吼叫着,一时弄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像是电影镜头里鬼子进村似的。

大肥猪终于寡不敌众,被几个人捉了,抬到门口准备好的双排座汽车上。临走,余万新丢下一句话:“要是不尽快把款交来,就把猪卖掉。”

猪被拉走之后,蔡守国心里感到一阵空落和不可言状的悲哀,原打算就这样算了,但想想一瓢一瓢潲水把猪喂大,多少还有些感情,就这么白白地让他们赶走,横想竖想心里总是不舒坦。他还指望把猪杀了过年待客哩!甚至还打算把村上的干部请来吃一餐,让他们今后好关照一下自己。要把猪取回来,就只有去借钱。蔡守国让母亲、妻子全部出马,都去借钱。整整奔波了一天,还是母亲和妻子各自在自己的娘家“哭”来了200多元,合起来470元钱,还不够。蔡守国和妻子只好又把留作过年打豆腐的30斤黄豆和留作待客用的几斤香菇卖了,才凑齐了700元钱,还差一大截。

于是,蔡守国揣着这些钱来到沙河办事处找到余万新,希望他们能开恩,把猪换回来,但因为钱没交齐,他们没有把猪让蔡守国赶回来,反而还让他尽快把剩下的一部分款补足,否则不让他过好年。

7日大清早,村支书袁楚华又来到蔡家,蔡守国因为没钱交,像犯了罪一样地以为他们又来找麻烦,吓得躲在房内不敢露面。袁楚华就对蔡守国的老婆徐桂菊说:“再不交钱就要卖猪了。”

支书袁楚华走后,蔡守国再也想不出借钱的办法,准备到万和镇打些短工,挣点钱,顺便也躲几天,免得他们天天到家里来闹,日子过不成。

走到半路上,虽然天气晴得好好的,但他心里却是灰灰的,有的人家已经在购置年货,自己却准备去打工,这一打工至少得一个月才能挣够那几百块钱,可他们能等一个月吗?自己不在家,他们再来闹,那可怎么办?老婆一个女人家扛得住吗?就是把猪换回来,这么些天猪不知瘦成什么样,掉了多少肉了……这么左想右想,不知该怎么办好。竟鬼使神差地折转身去,回到了家里,坐在凳子上一口一口地吐闷气,妻子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蔡守国也不作声。“哎呀!我的老天,你还像没得事一样,过几天他们又来要钱咋办呢?”咋办呢?妻子的话更使他心里感到一片黑暗,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难受,没有一点力气,声音里带着一种哭腔说:“我一个大男人,连一家人都养不活,活着没啥意思!”

妻子没有时间跟他细说,又到灶房里张罗她的事去了。蔡守国趁妻子不在,从柜子下面拿出那半瓶除虫用的农药甲胺磷就喝了下去。药性发作后,蔡守国在地上翻滚着挣扎、。妻子从厨房那边过来,看到这情景,吓得脸都白了,话也说不清楚,呼叫着左邻右舍来救人。村人慌忙绑好担架,风风火火送他到办事处卫生所。终因药量过多,抢救无效而咽了气。

妻子徐桂菊哭了个天昏地暗,没想到以前那么穷困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只因为交不起摊派提留,男人就想不开寻了短见。

蔡守国的惨死激起了乡亲们的怨火,因为蔡守国的冤死是农民负担过重引起的。他们纷纷要求将尸体抬到办事处的办公室里,以示抗议。办事处的干部要他们冷静,不要冲动,不要闹事。但已经愤怒了的群众哪里听得进这些?并且更加迁怒于乡干部,人不就是你们收提留逼死的?蔡守国的尸体在办公室的桌上停放了三天三夜,每天有数千名群众围观、起哄、质问。蔡守国的死引发了他们的同感,要求惩治凶手并减轻农民负担。

“这些当官的心太黑,吃香的喝辣的,收起钱来硬是逼命,比过去的收租子还恶心。”

愤怒的群众冲进办事处,砸坏了牌子、门窗,有的干部上前阻拦,也被愤怒的群众打伤了。那些群众把平时对干部的意见,把对摊派提留负担过重的不满情绪趁机发泄出来。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过。蔡守国的死给他们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此时,闻知此事的随州市委主要领导带领干部赶到现场,耐心地做了大量工作,才慢慢地控制住了事态的发展。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为死者蔡守国算一笔账,看看他的负担到底有多重。蔡守国一家三口人,母亲和其他兄弟一块过,小孩才两岁半,种了三亩四分田。前几年,这一带农民种香菇,他家每年收入两三千块钱,蔡守国勤扒苦做,用辛辛苦苦积攒的钱盖了两间平房,至今还拖着3000多块钱的债。今年开始封山育林不能种菇,家里断了收入来源,全家只收了58袋湿谷,大约3200斤,还交了18袋定购粮。余下的粮食连口粮都不够吃。他一家三口全年负担却高达142773元,超过他应承担的合理负担96698元,其中仅教育集资一项就达690元。蔡守国家里虽说盖的是两间平房,但除了两张床和一台破旧14英寸黑白电视机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值钱的东西了。

随州事件发生后,随州市采取息的作法,但却被消息灵通的新华社记者知道了情况。23日,新华社驻湖北分社记者刘向东、袁志国匆匆赶往“随州事件”的现场——万和镇沙河办事处冷岗村一组进行了实地采访。

冷岗村位于鄂豫两省交界地带的桐柏山下。村民们反映,蔡忠厚老实,平时语言不多,以前从未欠过上交款。其妻徐桂菊看到记者来了,立即“哇——”地一声撕心裂肺地恸哭:“那两天蔡六(蔡守国的小名)四处借钱,连饭都顾不上吃,可怜哪!”她的丈夫刚刚死了10天,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乡间妇女来说,男人在家里的地位多么重要,是家里的顶梁柱、当家人,更是主要劳动力。男人突然死去带给她的是多么大的打击和悲痛,况且孩子那么小,以后的日子又那么长,她靠谁呢?

徐桂菊告诉记者,12月5日,由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带着收款的“棒子队”来到她家里逼交公款,借钱无门的男人被逼无奈喝下农药甲胺磷自杀身亡。记者还了解到,全村农民有高额负担的绝不止蔡守国一家,而由乡村干部组织的“清收兑现小组”收款时则采取一些恶劣手段,在村里强拿恶要。该市少数地方干部作风粗暴简单,干群关系紧张,尤其是在年终结算时,动辄搞一赶二撮三拆,甚至捆绑吊打。淮河镇竟将拒出不合理劳务负担的农民关进铁笼子里游工地示众!这些都造成极坏的影响。

记者通过现场采访和有关部门调查表明,导致蔡守国死亡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过多过重的教育集资,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记者翻看了蔡守国家里《农民负担合同手册》,上面包括国家税费和“三提五统”等收费总计只有58709元,而村里下达的收费高达142773元。实际上,如果按国务院、省政府的有关规定,蔡守国家里的合理负担只有37027元。从他家1995年上交的各种款项看,教育集资占了很大比重。随州市农委提供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仅各级教育集资一项就有690元,占总额的48%,除按规定应上交的4296元以外,其余67404元均属违规集资。

据介绍,1995年万和镇为了通过“双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壮年文盲)达标验收,在镇、办事处、村三级同时开展教育集资,进行校舍改建或重建,脱离实际地提出“集一点,借一点,捐一点,赊一点,要一点,抵一点,贷一点,垫一点,欠一点”的“九点办法”,并要求一年建校,三年还账,节衣缩食办教育。同时,万和镇要扩建镇一中、二中和镇中学,共需投资206万元。原准备在全镇农民中集资120万元,人均30元。后报市有关部门审批,只允许按规定集资483万元,人均1432元,实际执行人均15元。冷岗村除要完成镇、办事处的人均各15元的教育集资任务外,村里还要求人均建校集资200元。这样,冷岗村1995年农民人均教育集资就多达230元,除镇集资的1432元经报批准外,其余21568元均属违规集资。

除教育集资严重加码外,“三提五统”超收10604元,共同生产费超收2991元,还有摊派到户的农村养老保险费100元,以及镇修公路的以资代劳款8085元。

冷岗村一组的村民向记者反映,余万新率领的清款兑现班子不仅对蔡家“结硬账”,对其他村民也一样。工作班子一般都在13人左右,最多时20人。为了造声势,他们还带着车子(三轮车,有时是租的汽车)、袋子(麻袋)、绳子和铐子,采取撮谷、赶猪、牵牛、抓人等高压手段,使人望而生畏。据反映,从12月3日至7日上午9时,清款班子仅在冷岗村一组,就从刘绍明、曾庆山等8家赶走4头猪、2头牛,撮走上千斤稻谷,抬走一台电视机。村民吴九虎还被办事处招募的“棒子队”成员石根成、刘冰用手铐反铐双手,拖到村办公室关了几个小时。还有部分村民在结账班子的威逼下被迫卖口粮抵上交款。

一组组长石玉林是清款班子成员之一。他满脸愧色地对记者说:“那几天,村里的人看见我们来了,都说‘鬼子进村了,赶紧回家挖地洞。”他还说,他当了13年的生产队长,像这样蛮干的还是头一回,可上面还要他连夜贴标语:合同结算打硬仗,不获全胜不收兵。他曾对余万新等人说:“这样蛮干不行,这样的硬仗即使打完了,干群关系也就破裂了。”而有人却回答:“破裂了去球。”

当记者采访万和镇主要领导时,他们提供了一大摞材料,其中有两张责任状,一张是“随州市‘两基达标责任状”,另一张是“农村养老保险达标责任状”。这两张责任状都是市长和镇长以及市镇两级教育和民政部门负责人签订的。镇里的干部说,像这样的责任状还有几张,上级要求这“达标”那“规范”,又没有财力,只好向农民伸手。

据了解,随州市经过农民负担管理部门审批的教育集资为105357万元,而实际教育集资达到4000万元,占社会各种集资的889%,超过审批的28倍。该市人均教育集资超过100元的有11个乡镇。严重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反映:集资年年搞,过去搞一无(危房)两有,现在又搞教育达标,而且标准越来越高。有的地方甚至乱占耕地,拆平房盖楼房。群众对教育达标中的十分反感。另外,随州市为了争取在全国农村人身养老保险达标中夺第一,两个月收取养老保险费1200万元,大多采取先收钱后办保险手续的强制办法,按户平摊……

面对这起触目惊心的事件,记者深刻地认识到蔡守国自杀身亡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恶性事件,而是当前农民负担过重、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典型反映。蔡守国之死的背后隐藏着深层的原因:虽然粮食丰收了,农业形势很好,但少数地方过高估计了农民的富裕程度,农民不堪重负,已直接损害了党在农村的威信,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随州从前一年的五月份就开始连续不断地出现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小事件,直到年终酿成农民自杀的恶性事件。这从反面说明,遏制农民负担反弹必须下狠招,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于是,记者第二天匆匆赶回武汉,立即动手写了篇内参稿《湖北一青年农民因负担过重服毒自杀身亡》,并通过社长签发,传到新华总社和省委办公厅。

“随州事件”终于惊动了中央。1996年1月初,全国政协主席和副总理都在“内参”稿上作了批示。1月8日,国务委员陈俊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结讲话快要结束时,专门强调了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并提出了对随州事件的解决意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后,总社一位同志致电告诉记者刘向东,说反映“随州事件”的内参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省代表都反映新华社反映的情况很及时,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国务院还派调查组到湖北等地检查农民负担工作。和监察部门也派专人到随州进行了调查。同时,湖北省委省政府也派调查组查办此案。2月3日,省委省政府宣布对11名主要责任人的处理决定:主要责任人沙河办事处主任余万新受到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给予万和镇党委书记王发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冷岗村党支部书记袁楚华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冷岗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万汉友撤销党内职务和村委会主任职务处分;给予万和镇政协联络处主任王树忠党内警告处分;给予万和镇镇长陆学富行政警告处分;给予沙河办事处党总支书记党内警告处分。此外,有关部门已作出决定,对万和镇沙河办事处治安员石梗成、刘兵予以行政拘留处分,并对石、刘两人作出解聘处理。

三、干部把群众当专政对象,群众也把干部当敌人,干群关系恶化到如此严重程度,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1995年,这年是“乙亥”年,是中国农民一个不祥的年号,老百姓遭劫难的一年,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人命案发生了多起。

由于某些部门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清理而不治理。各级政府月月都发,要求清理农民负担,把不合理的部分减下来,然而只是流于上传下达,鹦鹉学舌,上级发了文件,下级再跟着复制一份发下去,落入形式。文件是照发,但收的还是照收不误,没有谁去动真格的狠抓,甚至文件过多,下面的干部反而疲了,见怪不怪了。每年只见清理,不见采取过硬措施治理,有些不合理的负担说退还给农民的都没有退还,有些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的部门和个人,该处理的都不见处理。

笔者了解的大悟县三里镇清出农民不合理负担127万多元,县纠风办事处专门下了文件,但只是一纸空文,没有谁受到半点处分,乡镇负责人反而还升官了。这叫老百姓多么伤心!还有些地方虽然清理出了不正当的负担加以制止,下一年仍然被列入农民负担手册之中。所以,农民负担反弹现象比较厉害。尽管中央减负的措施一条又一条,新闻舆论的呼声一天高过一天。然而,因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恶性事件却还在连串的发生。这是为什么?仅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1995年涉及农民负担恶性案件的情况报告》上通报的就有13起,现摘录几件,以供参考:

1995年1月16日,江西省会昌县凤凰岽乡党委宣传委员胡发生、乡武装部长李良金带领清收工作组到白竹村村民文桂娣(女,42岁)家清收甘蔗、长效保险、电站集资等款项,文无钱交纳。工作组强行将文家30余斤食油抬到村委会。文桂娣借了100元钱到村委会要求把食油赎回,李良金不同意。文的儿子池荣华与村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李良金令他人将池荣华捆绑起来,胡发生和乡财政所会计许贱生二人对文桂娣殴打、捆绑。在将他母子二人带往村委会途中,文桂娣趁上厕所之机服毒身亡。案发后,会昌县委、县政府决定给予凤凰岽乡党委书记谢运生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给予乡武装部长李良金、乡党委宣传委员胡发生、乡财政所会计许贱生开除党籍和开除公职处分;会昌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李良金、胡发生有期徒刑二年,许贱生有期徒刑一年。

1995年3月6日,山东省青州市口埠镇副镇长王连智带领综合治理工作队,到北牛家村催收镇、村教育集资和负担欠款。村民燕青同(男,29岁)家3口人,各种负担款共113815元。燕因无力交纳,也未借到钱,无奈之下服毒身亡。事情发生后,经王连智同意,由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富补写了燕青同自杀的不实材料。案发后,山东省纪委、监察厅及时进行查处。青州市委、市政府决定给予口埠镇党委书记李中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崔德春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副镇长王连智撤销行政职务处分,给予北牛家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95年7月5日,河南省范县陆集乡党委副书记牛玉山等人到王耿白村和村党支部书记石德林等人一起向村民征收集资款,提留欠款。该村村民实际负担已超过国家限交的16倍,村民吕新启对非法加重其负担不满,与村党支部书记石德林发生争执,吕新启及其弟吕新印遭到石德林、牛玉山的殴打。牛玉山向乡党委书记孙先聚汇报后,孙提出由乡公安派出所将吕新启收容劳教,乡长杨理宏表示同意。7月6日凌晨,乡党委副书记李兆印、乡公安派出所所长刘城镇未履行任何法律手续,带领公安干警强行将吕新启带到了公安派出所,吕不服,与刘城镇发生争执,刘开枪将吕新启打伤,并将吕新启及其弟吕新印一并戴上手铐押到县公安局。在孙先聚的主持下,整理了收审和劳教吕新启、吕新印的不实材料。县公安局长兰金员同意将二吕收押。县公安局向濮阳县劳教委员会呈报,要求对吕新启、吕新印分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和二年。7月20日,濮阳市劳教委员会批准对吕新启劳动教养2年,未批准对吕新印劳教,但县公安局却将吕新印收审1个月。

1995年8月3日,湖南省安化县山口乡伏溪村村民周再生(男,38岁),因对乡政府按人头让其多交两个孩子(无承包地)的3元花生税不满,与乡干部发生争执。乡党委副书记姚民生强行让周再生交50元押金,写出检讨在全村张贴,并鸣锣游街,周再生于当晚交清两个孩子的花生税及押金,并由其妻代他写出检讨后,向姚民生请求不再游街,姚不同意,周再生服毒身亡。案发后,湖南省纪委、监察厅及时进行了督办。安化县委决定,给予姚民生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1995年8月25日,福建省莆田县华亭镇党委副书记许炳云带领收费工作队,携带钢钎、铁锉等工具到宫利村挨户催收各项集资费款。华亭镇政府下达给该村第19小组的各种费用为人均20750元(不含农业税),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648%,超过国家规定的23倍。村民陈亚耽(女,72岁)家有6口人,收费工作队根据村民小组长提供的不实材料,要按7口人征收。陈亚耽提出以村委会欠其果树赔偿款抵交,许炳云不同意。陈亚耽认为不合理,找村民小组长评理时遭到辱骂,陈服毒身亡。案发后,福建省纪委、监察厅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查处。给予宫利村党支部书记莆国霖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莆田县政府决定给予华亭镇驻宫利村工作队员许永福行政记大过处分。

1995年11月13日,山东省邬城县玉皇庙镇人大副主席郑心贤带领3名工作队员,到史樊庄与村党支部书记樊恒录等人一起,按户收取提留统筹款。村民黎万芹(女,27岁)认为自己按承包的责任田应少交14元,收款人员只同意少交6元。黎万芹想不通,服毒身亡。案发后,山东省监察厅责成邬城县县委、县政府写出检查;责成玉皇庙镇党委书记郭凤举、镇长杨际敏写出检查,并通报全县;邬城县纪委分别给予镇人大副主席郑心坚、史樊庄村党支部书记樊恒录党内警告处分。

……笔者限于文字,只是摘录了全国有影响的恶性事件的梗概,未能详细地铺展开来,但读者可以看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某些干部完全把群众当专政对象,动辄整群众,同旧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恶官凶吏又有什么两样?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却又用来欺压人民,叫人多么痛心!

让我们再来详细剖析一下安徽省阜南的农民负担恶性事件,看一看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稿:

〔合肥讯〕安徽省阜南县11月4日发生一起因村支书率人武装收取提留款,与农民发生激烈冲突,当场枪杀农民刘朝兴,造成一死三伤的恶性事件。

新华社记者来到案发地——阜南县中岗镇沈察村寨西组。据当时在场的群众介绍:1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沈寨村村支书、村长沈可礼带领村联防队员、村干部20多人携带电棍、木棒等器械到寨西组收取提留款。他们来到村民沈军龙家收取拖欠的104元提留款。沈军龙说没钱,要等第二天卖完粮才能交款。沈可礼坚决不允,并要沈军龙以每斤稻谷低于市场价030元的价格用粮食抵款。于是双方争吵、扭打起来。闻讯赶来的沈军龙父母兄弟以及外公等7人与村干部开始了一场混战。沈可礼的弟弟,联防队队长沈可信急忙从车里取来猎枪冲上来乱射。沈军龙等人也取出平时打猎用的猎枪,双方开始了短距离猛烈枪战。沈可礼叫嚣:“往死里打!”沈可信一枪打死72岁的沈军龙外公刘朝兴(事后尸检时发现刘朝兴的肝、心脏、肺部被击穿48个洞)。沈军龙及邻居沈可海各被击中一枪,前胸各被击穿20多个弹孔,至记者调查时仍在医院治疗。沈可信等村干部也被击伤。记者在沈军龙家的门窗、墙壁和拖拉机上发现许多深深的弹痕。

命案发生后,阜南县委、县政府极为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凶手沈可礼当天从村妇女主任及文书处拿走7900元公款,带着凶手沈可信等三个弟弟外逃。11月7日,沈可信在北京被擒,11月17日,沈可礼自首,其他两犯至今潜逃在外。中岗镇党委在案发后第二天发出《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截止记者调查时,沈寨村农民没有因此事发生大的骚乱和上诉。

记者在沈寨村走村串户,与农民算了一笔笔负担明细账。阜南县从去年开始实施农业税费制度改革,规定每亩地每年上交粮食45公斤,粮食折算款中内含农业税等3税和各项提留统筹款,除此之外不准再增加任何负担。但记者调查发现,人均耕地仅06亩的寨西村民小组农民今年每人却上交了60公斤小麦,65公斤稻谷,大大高于征实粮数量,农民反映没收到一分钱结余粮款。其余的负担还有:不管喂猪与否每户交“猪头费”50元、宅基费两次共70元、“双基费”每人35元、程控电线元。中岗镇上年农民收入954元,按规定人均负担不应超过47元,但实际镇里下达的负担就有94元,经记者核算,即使最低估算,农民上交的钱粮扣除征实粮、水电费等生产性费用,负担也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5%以上。农民反映不仅负担重,而且常受收款的村干部。8口之家的村民陈德福交了430公斤粮食后,又交了219元钱,他不愿交这额外负担,被村支书打了一耳光,踢了两脚,又因“态度问题”被罚了40元钱、75公斤稻谷的所谓“利息”。

农民张成国等人还气愤地向记者反映了一个隐形负担:镇村干部以每公斤26元的价格向村民推销劣质稻种,这种稻不仅产量比常规稻种低30%—40%,而且出米率很低,成熟晚。不管农民情愿与否,稻种钱被硬性摊派在负担里。另外,每亩50公斤的议购粮,粮食部门应该随行就市收购,但现在却变成了每公斤比市场价低009—010元的强制性“二定购”,农民对此颇有怨言。

中央一再强调将农民负担控制在上年人均收入的5%以内,各地领导也称负担问题是触摸不得的“高压线”,动用最强的领导力量、花费很大精力来减轻农民负担。阜南县就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首的领导小组,下发了10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县里经常组织检查活动,可谓下了力气,花了心血。阜南县惨案发生后,记者听取了许多基层干部、农业问题专家的意见,感到有不少新的动向值得关注。

——负担问题已成为农村诸多矛盾的一个爆发点。许多村干部在负担问题上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很容易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阜南县农委主任李国庆说:农村实行市场经济后,村干部与农民接触的机会很少,村干部做的都是诸如计划生育、推行硬性计划等不受农民欢迎的事情,农民有牢骚无以发泄,加上负担过重,就在交提留款时与村干部冲撞。这种冲撞极易演变成恶性事件。

——部分利益至上、达标活动升级已成为农民负担加重的最重要的原因。记者在安徽省开泗市了解到,教育部门在“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旗号下,要农民掏钱发民办教师工资、建村办幼儿园;统计部门要农民掏钱养活“编外统计员”;交通部门在“要想富,先修路”的名义下在一些乡收取人均40元的修路费;广播电视部门在收录机、电视机比较普及的情况下搞硬性的“小喇叭入户率”;公安部门的民办民警费用、着装费、工资、建房费、社会治安费都要从农民口袋里掏。有些地方的达标活动更多:程控电话费、城乡规划水利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乡镇卫生院建设和广播事业费、完全中学达标费。许多乡村还加上公路费、村电站集资、外资还贷等十多项。中岗镇党委书记时守忠说:达标活动样样有“”,不搞过不了关!像保险公司、人事局、民政局、劳动局几家搞的保险费就有10多种。

——国家一些不合理的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阜南县位于淮河中游,境内有蒙洼蓠洪区,一旦洪水水位过高,威胁中下游城市和铁路,阜南农民就自行破堤,自淹家园以保大局。1991年大洪水中,阜南农民作出巨大贡献,并未得到国家任何补偿……

纵观一件件、一桩桩人间悲剧,导致事情的起因和背景都是乡村干部几种行为一手导演的——

农民负担为何屡压屡高?究其原因有多方面,有的是基层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有的是地方干部发展经济心切搞乱集资乱摊派,有的是机构重叠开支浩繁没有着落而打农民的主意,有的是个别干部鱼肉乡民百般盘剥,如此等等。但农民的感受是一样的:“苛政猛于虎”,不堪重负。

让我们来听听农民兄弟的呼声:“这也找我要,那也找我要,政府给了我们什么?”

“为啥干部买小汽车有钱,盖房子有钱,花公款大吃大喝有钱,办起实事来就没钱,没钱就不办,何必要我们拿。”

“为什么城里人一说物价涨了,政府就补贴,就拿章法,我们农民的话就像大风刮聋子,不闻不问,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种地了。看当官的饿得慌不?”

这是沉默已久的老百姓发出的抗议?“白干!”这就是农民对自己辛勤劳作的令人心酸的总结,他们用朴实、幽默而又悲愤的语言,发泄着自己的牢骚。

这里有一封来自鄂东产粮大县浠水县的一位刑满释放回乡种地的青年农民写给县长的信,更让人哭笑不得。他激愤地写道:“回乡种田当农民,不如坐牢当囚徒。”难道不给人留下深长的思考吗?尊敬的县长:

我叫沈海清,系本乡散花镇鲁屋村四组村民,是今年9月21日从沙洋农场化纤厂刑满回家,现二月有余,目睹着村里的情况,早想给县长说说心里话,但都没有这个胆量,怕说不好又进入(第二次)特殊学校,但按法律宪法的规定还谈不上这系(七)那把(八)。也就试试看。

我今年不算家庭人口,(有)妻子和一个孩子三口人。一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除去上交能落多少?能否维持生活?能否稳定种田人的积极性?

我在服刑期间每天要看新闻联播,党中央一直提要减轻农民负担,要解决农民负担。回来后一看根本不是这回事。假的。几年前只交二三百元。我们村办砖厂十年了,每年交一二十万元,人人都说鲁屋村富得流油,我们平民百姓不知此钱流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是一个合法的公民,赌(斗)胆地在县长面前说句直话,三亩地除去上交款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厂(敞)开供应,不端(担)心什么。

我现在回来搞得不安宁,干事业又没有资金。今天我第一次向县长写信,我尊重你——一县之长。

新华社记者刘向东再去采访时,浠水县农村经营管理局副局长王英介绍说,县政府办公室去年12月初接到这封来信,引起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办公室于12月3日将此信批转给县经管局并要求立即派人调查。随即,王英带领调查组赴沈海清所在村组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信中反映负担过重的情况属实,去年初该村下达公粮、水费、镇级三项统筹、村级提留、共同生产费以及各类有偿服务收费人均达17973元。8月份后,该村又下达中学集资、村变压器修理、浠散公路集资、镇码头集资、抗旱费等等,人均加收10682元,另外还加上劳务工费人均43元左右,该村全年人均负担总额达到32655元。

采访期间,记者在该县其他乡镇村组调查发现,不仅仅是沈海清所在地农民负担重,其他地方甚至更重。巴驿镇泉塘村480户,1995年全村负担总额763万元,比1994年增加了422万元;十三组村民张忠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5口人,27亩地,今年各项上交总额为1600多元,而去年只交600多元。他家的主要收入是4000多斤稻谷及养猪,除去自留口粮和各项生产投入,余下的钱抵不了上交款,种田要赔钱。他还有一个儿子在重庆上大学。他只好靠在砖厂打短工挣钱供养儿子读书。该村7组原有71户,现在却只有61户;村民王同术反映说,这田种不起,有的人家就逃到外地去种田。

浠水县委县政府的部分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也不否认农民负担过重的事实。负责农民负担管理工作的县经管局沈局长说,浠水县是农业大县,工业腿短,过分依靠农业收入。前些年建设落后,要改变面貌,急于求成,农民不吃苦不行。上面要求这“达标”那“规范化”,离了农民就不行。

经管局副局长王英说,当前,一些人过高估计农民的富裕程度,在“三提五统”之外加重农民负担,各种集资收费太多,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大大超过了农民的承受力。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严刹集资摊派风,依法管理农民负担,否则会严重挫伤农民种田的积极性。

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曾少良说,浠水农民的确伟大,全县去年财政收入约1亿元,仅农业特产税、农民上交的“三提五统”以及农村工商税3项就占9000万元左右,来自工业的税收不到1500万元。此外,该县农民上交的定购粮是黄冈地区最高的,每年上交原粮15亿斤,而全县粮食总产只有10亿斤左右,除去自留粮6亿斤,线亿斤。按今年稻谷的平议价差030元/斤计算,浠水农民上交15亿斤定购粮,就等于向国家贡献了4500万元。而浠水农民出售的商品粮少,粮价再高,农民收益也很少。另外,该县每年还要上交省财政2000万元。农民负担重,种田收益小,有的只好靠外出打工挣钱以维持生活。

五、“坏人管好人!”农民负担收取中“国策队”这一怪胎充当的角色留给人们的思考……

七十三岁的老人樊大爷还没有来得及开门,大门就被踢开了。樊大爷抬眼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个敞胸露怀、胸纹老鹰恶龙的人。为首者满脸横肉,手提木棍,身后有的牵着狼狗,有的拿着大刀。

“老东西还装葱,你儿子还欠村里的30元提留款,老子是乡政府‘国策队的。”

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镇里刚刚成立的“国策队”的队长,大号叫王山模,“国策队”是什么机构?乡里执法的有派出所、司法所、法庭,没听说有个“国策队”。然而奇特的事情就有它奇特的背景——

在秋收后的一次全镇村支部书记会上,张湾村的吴友书反映“提留”难收,李家村的王支书说收取某资金难度大,统水村的刘友书则说得更为具体:“上面每年要我们向农民收缴近50种费用,群众抵触情绪大,我们这些村干部常常挨骂,甚至挨打,镇里如果不出台一点硬‘政策恐怕不行。”

主持会议的镇委副书记环顾了一下与会人员,有点气愤地说:“既然现在问题如此多,我们上面既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办法,但你们可以提建议嘛!需要什么政策?”

会场上顿时异常安静下来。好一会儿,荷湖村替代支书前来开会的一名副书记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村有一个狠办法,就是把本村的几个流子哥喊到一起,收提留让他们打头阵。虽然打伤了几个人,群众意见也蛮大,但提留收得还不错。”

“管他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只要把提留收得起来就行了。”又有人理直气壮地反驳说。

会场上顿时像冷水泼进了滚油锅,沸沸扬扬起来。镇委副书记沉思了片刻,居然一锤定了音:“既然荷湖村的办法有明显的效果,既然大家又苦于拿不出比他们更好的办法,我们不妨就学学荷湖,镇上集中几个土流子……不,不是,是集中几个可以教育好的青年……也不是,就是集中几个社会青年,名义上叫做‘国策队吧,专门帮助兑现村的村收提留。我们找一个‘腿黄点的(指蛮不讲理的人),至于坐过牢没坐过牢,有没有前科,不去管他,口头封他个队长,让他去得罪人。你们看,怎么样啊?”

王山模何许人也?他在1983年全国“严打”期间因犯流氓、盗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有田不种,专靠敲诈勒索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

一天早晨,他趿着拖鞋,带着狼狗,窜到农贸市场一肉摊前,操起杀猪刀,割下一块瘦肉,一吹口哨唤来正在一旁东嗅西嗅的狼狗,随手将肉丢入了狗嘴;又提刀割下一块肉,提着就走。摊主一把拉住他说:“吃肉也得过过秤呀!”

“妈的×,老子吃肉何时过过秤?”对着摊主面部就是一拳,打得摊主口鼻出血。王山模却提着肉,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一天上午,王山模骑着摩托车,驮着一名手臂上描龙绘虎的“小兄弟”窜到刚刚开业的某砂石场:“赵老板在家吗?”

“你格老子邪完了,税务工商的钱都交了,就是不主动给老子交保护费,”王恶狠狠地说,“今日非交不可!”说完便气势汹汹地与“小兄弟”紧跟着进了赵家。

“王哥,你看这场子刚开始,手头还紧……”赵某腿肚子打颤地说:“……能不能宽限个把月……”

“少跟老子罗嗦!”王山模还未等赵某把话说完,就是一巴掌打了过去,“今日交2000块,还得跟小兄弟派条把好烟,月底再交3000块,不然的话,老子就在你这里吃中饭,睡午觉。”赵只得找左邻右舍,东借西凑了1900元钱,找附近商店赊了2条精品白沙烟,打了一张3100元的欠条,才好不容易送走了两个瘟神。

正因为有这样的罪行,也正因为有如此的劣迹,王山模才被某些基层领导看成是“有板眼”、“有手段”的“人才”,被口头宣布为“国策队”队长,并“授权”王物色五名成员。

王山模拿着鸡毛当“令箭”,连夜找来曾因流氓、抢劫劳改刚刚释放的冬狗、乱毛和长期打架斗殴,连亲爹亲娘都不放过的恶棍曹九,因偷摸拐骗的街头混混王三金等,任命他们为“国策队”成员,并正儿八经地在镇里租借了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摆了二张办公桌。王山模每天早上骑着摩托车从家里到镇里“上班”,耀武扬威,逢人便说:“本人现在已被招聘为国家干部,是队长了,月工资600多一点,上班下班忙得很。”

王山模“国策队”的“工作方法”文武兼用,以文为主:文则威胁恐吓,开口要“吃灯”(打瞎眼睛之意),闭口要“断臂”;武则拳脚相加,棍棒出手,还要拆房子,砸柜子、赶猪子。

一天,王山模率“队员”们找本村原任支部书记郭某收提留款。王窜进郭家,不问青红皂白,对其就是两耳光,郭一怔,怒喝道:“你们凭什么打人?”

“我凭现在的领导身份打你!过去你当书记,我打你说我是流氓犯罪;现在你垮台了,我是镇里任命的队长,我打你就名正言顺了。你还敢不服?”王山模理直气壮地说,他的话音刚落,手下的一伙人一哄而上乱打乱砸,砸烂了郭屋内的家具、水瓶、茶壶之后,又赶走郭家喂养的两头肥猪……

在王山模任“国策队”队长稍后一点,邻近有些乡村居然依照水柳镇的作法,组织不法之徒讨债,给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带来了极大危害。

张老七从牢里出来仅三天就被某办事处请去担任某部门“专干”。他也学着王山模的样儿摩托车一骑,四处招摇:“我是办事处领导,现在去上班。”三天后,又率领一帮“牢友”搞兑现,拆村民的房子,赶群众的猪子。当地群众义愤填膺,将这伙人团团围住厉声质问:“你们没屙泡尿照照自己,是些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逞凶霸道。”

“老子现在是领导,执行公务,不是过去抢你们钱的时候了。你们这样搞就是妨碍公务!”张老七竟然跟群众上起“法制课”来了。

以魏三狗为首的野鸡滩办事处的“执法队”,边搞“执法”边盗窃。一日,他们窜到路边一开经销店的村民家里进行“执法”行动,魏指使二号头目——副队长与户主周旋,自己则同手下两名兄弟将经销店里的香烟、毛巾、牙膏牙刷洗劫一空。又一日,魏一伙来到湖边一家养鸭专业户,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户主夫妇俩一顿拳脚,趁一家人呼爹叫娘之际,赶走人家鸭子30多只,以“加班补助”为名,每人分得几只提回了家。

还有更邪乎的,曾经“三进宫”,群众称其为“土匪”的李某,对其“雅号”不以为耻,反而满口应承。担任某村“征收队”成员后,尝到了不少甜头,收完了每个户主的提留款后,常常向户主敲一笔烟酒钱。一天,他向一位胡姓村民结完合同欠款40元后,强迫户主买两包“红塔山”香烟慰劳。户主不从,他抱起户主家的电视机就走。邻近村的村民张某路过,出于义愤,指责了李某几句,李狂叫说是“多嘴犯”,操起木棒,对张就是几棒,打得张脾脏破裂。村干部见事情闹大了,用刚收上来的提留款万余元,对张进行了全力抢救,才算抢回了张一条性命。对于村上的万余元缺口,只好又重新向农民“补征”,恶棍打伤了人,让群众负药费,天下竟有这个理。事后,有群众反映到镇里,竟有个别领导说:“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要说问题只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黑道、红道收提留都是为人民服务。”

据了解,百分之八十的乡镇都成立了这种类似“国策队”、“执法队”、“征收队”、“讨债科”之类的班子。这些人打着政府的招牌,实则干些违法的勾当。在执行计划生育和收取提留的同时,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耀武扬威,逞强霸蛮,不可一世。老百姓感叹地说:“如今这世道翻了面,坏人管起好人来。”

二年前,大悟县三里镇也成立了“国家政策执法队”,简称“国策队”,老百姓却把他们叫做“拆国队”、“打狗队”、“棒子队”,意思已很明白,这些人动不动就打,把老百姓像狗一样随便打。这些人自然也是社会上打架斗殴的流氓地痞,他们为虎作伥,横行乡里,百姓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随便举几例就足以说明问题——

雷以坤是舒山村四组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人称“老桩”,妻子陈某更老实,且是个半瞎眼,他们的女儿已6岁。按农村计划生育规定允许生第二胎,按间隔期5年他们还超过了一年。他们办了准生证后,于农历一九九六年六月初三生下了一个儿子。因难产,在医院做了剖腹手术,陈某的身体极其虚弱。在七月初三这天刚刚满月,没想到“国策队”就找上门来,要罚他两千。雷以坤感到五雷轰顶,他刚辩解了几句,“国策队”成员就气势汹汹地要打人,他们搬了电视机就走,抬了一袋板栗就往车上装,赶着猪也往车上拉。

雷以坤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呆傻了,可这明明是,他们是吗?是土匪吗?可他们明明是乡里的干部呀!然后,雷以坤猛然地哭喊道:“你们是还是?你们还要不要人活?”一家人都哭了,一时哭声震天,鸡飞狗跳。后来,不知谁把村支书找来,好说歹说,才少了一千,雷以坤还是不服:“我的手续也有,间隔期也过了,我犯了哪样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一个“国策队”成员说:“通知你结扎未到!”“你啥时通知我了,是通知了我不去?再说,伢他妈身体不好,坐月子还没到头,结扎结死了你负不负责?我们老百姓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就是结扎也要等到满月之后呀!你们不是父母生的?这么黑心?”

最后,雷以坤的兄长出来担保:“等他媳妇身子休养几天再说,如果不去,你们再罚款也不迟。”但“国策队”还是不通融,说是不能白跑一趟,至少要给五百块钱。见此,万般无奈的雷以坤冲出门去,边跑边喊:“脆死了去球!活着怄气!”几个人纷纷将其拉住,雷以坤才没往塘里跳。末了,村干部都来调解,才以四百块钱落地。事后,雷以坤白出冤枉钱,横竖想不通,到乡里找某书记反映,书记也不问青红皂白,反而帮“国策队”说话:“罚轻了是不是?要不再罚重些!”雷以坤彻底绝望了,要不是上有老娘,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他说他真的想一死了之。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公民应无条件服从,但少数乡政府打着计划生育的牌子,超生的也罚,没超生的也罚,而且乱罚一通,完全把政策歪曲了,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这势必影响计生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据群众反映,“国策队”多数时候将搬来的群众的东西卖掉,就在餐馆里海吃一顿,平均每日一餐。有一次还为分钱不均在街上大打出手,弄得一街人围观,看热闹,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为此笔者调查过几家餐馆,老板都不愿意提供发票存根,他们说:“我们的生意全靠政府各部门照顾,你这么一调查,我们的生意全完了;他们不再来吃,我们的生意可怎么做?”好不容易在一家餐馆里查到了计生办三天就吃了580多元的发票存根,那么还有在别的餐馆就餐的呢?由此可以推断他们一年之内大吃大喝了多少计生乱罚款——群众的血汗钱。

由此可见,他们只不过是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幌子,实则是为了搞钱,根本不顾农民的利益及承受能力而不择手段地乱罚款。

还有一件更为荒唐的事。三里镇街上钟某的一头猪跑到街上去了,拉了一摊屎,被“国策队”撞见,说“影响市容”。其实那么一条破街,根本谈不上市容,竟把钟某的猪赶去卖了。后来钟某找到政府,某领导让“国策队”把猪退还人家,但猪早卖了,只好赔偿50元钱了事,钟某自认倒霉。

据群众反映,只要“国策队”到各乡村催收各种税费,几乎每到一地就要干一些有损农民利益的勾当。可以想象,这些年中不知侵害了多少群众的利益。本来,“国策队”成员已属地痞之流,而乡政府领导还给他们助威:“你们大胆搞,搞敞了(即收不了场)我负责。”这些人有乡政府主要领导人撑腰,就更胆大妄为,蛮横无礼,有些地方闹出人命……

六、“不见朱陈旧使君,但见乡吏扒粮夜打门!”这是古代民谣,还是九十年代的新俚语?

中国毕竟是人民的党,人民的党是关心人民的;农民是国家的主人。党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站出来为人民说话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当前减轻农民负担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意见》,现摘录几款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区的农民负担又出现“反弹”,有的地方的问题相当严重,甚至由此引发了逼死人命等恶性案件。对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果断措施,坚决遏制这种“反弹”势头。

党中央、国务院重申,各地区、各部门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的“约法三章”:第一,坚决把不合理的负担项目压下来,停止一切不符合规定和不切合实际的集资、摊派项目;第二,暂停审批一切新的收费项目,禁止一切需要农民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第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1993]10号)已明令取消的项目,任何地方和部门都无权恢复,国务院规定的提留统筹费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的比例限额不得突破。

有了文件规定,地方政府的某些干部就又开始不断地变换着花样向农民乱集资。农民成了不少地方政府的摇钱树。上级颁发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上填的几项都很低,检查时一切负担都在规定的标准之内。但这一份卡片只是对付上面检查用,等到“秋后算账”时却是另外的一份自制的《交款通知书》,此卡上的钱多出了几倍。农民出了钱,而负担卡上却显示不出来,叫农民吃哑巴亏。农民就怕这“二合同”、“两本账”。

有的地方不再为收不到提留赶猪撮谷,只要你说没钱,乡村兑现合同小组便把经管站的同志带到一起,你差多少钱,尽管从经管站上借,只要你在借条上签个字便成了。月息3分,只要在收账时你不还,就一纸状子告到乡法庭,乡法庭便以公家欠款强制执行。弄不好还说你“犯法”,一个“法”字把老百姓“箍”住,还要多付诉讼费。

广水市太平乡信用社在全乡22个村都设有一个信贷员。村民们反映,收提留时,村干部把信贷员带上,你说没钱,信贷员马上为你办好一切贷款手续,只要你画个押就行了。左家河村左齐松的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未读完小学就外出打工挣钱,但左家家徒四壁,仍然一贫如洗。今年春上,他家自产的蒜苔卖了200多元,只够家里零花,一时拿不出来上千元现款。正在犯难之时,村信贷员已为他办好了乡村各项任务款1600多元的贷款手续,月息24%。同村村民严运家稍宽裕些,但到4月29日还有800元的缺口,便也办了880元的贷款,800元上交乡村,信贷员担心他推迟还款,另80元作为贷款押金。据当地村民讲,左家河村有70%的农户都贷过款。

对农民贷款交提留的这种收款新方式,村民也多有意见,左齐松感叹:“我贷款不是我自愿的,好像也不是干部们强迫,但你不及时交完提留款他要加你的钱,也可以说成贷款是干部们逼的,月息那么高,至今我还没有还清贷款,6个月的利息近400元,要不逼我,哪个情愿贷呢?”的确,过去村民一时交不完提留,村干部组织“敢死队”到农户家,强行撮谷抬家具,村民反抗情绪大,干部也费精神。现在村信贷员随时都可以替农户办好交提留的贷款手续,村干部收提留比以前容易多了,但农民为此支付的高额利息又成了变相增加的不合理负担。

太平乡左家河村干部还要求在5月1日前交完乡村各项任务款,一时没钱交的农户向村信贷员贷款,过期未交完的农户,人均加罚35元。

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采取请粮管所、信用社代扣的办法来收取摊派款。黑龙江某乡农民在1994年定购粮应得款774万元,其中乡级扣款10项492万元,村级扣款8—10项,到农民手中已所剩无几,夏粮卖了,大部分农民交农业税还不够。1996年,江在湖北考察时,某村农民刘光举向反映,卖了粮欢欢喜喜去结账,七扣八扣反而打了白条。

无钱可扣的也难不到收款者,他们就利用那些专门催款征费的“工作队”、“突击队”,任务一来便带着手铐、警棍,开着车浩浩荡荡出发了。白天老百姓忙去了,锁着门,他们就砸锁、撮粮搬东西。有时夜晚去找欠款的农民,真是“不见朱陈旧使君,但见乡吏扒粮夜打门”。有的村子见这帮人一来,就大呼:“土匪来了!”“鬼子进村了!”活活演出一幕幕九十年代的“大扫荡”。

如今,乱罚款在农村已经成了比乱摊派还邪门、还难承受的一种负担。一事当前,罚字开路,超计划生育,罚!不按计划种植,罚!乱砍滥伐,罚!不按时交提留,罚!对罚款不服的,还是一个字:罚!罚你没商量,罚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

贵州市某县推广“节能灶”,规定年底未改建的农民,每月罚交资源补偿费3—5元。该县某乡进一步限定,干部10月底前未改者,罚交认识费30—50元,农民年底前未改建者,罚交认识费20—30元。

湖北某县搞农民养老保险,规定所有20—60岁的人员都必须参加,否则就要作出多达13项内容的处罚。文件还规定,各村投保金迟交一天,罚村长、会计各10元,投保率每降低1%,罚村民会计各5元。乡村干部对此虽有异议,却又无可奈何。甚至有些掌握收费监督大权的职能部门也自坏门风,把监督权当作发财手段。如某县物价局,每审批一本收费许可证就要收费60元,年审还要另收。一些物价部门向申请收费的单位索取“赞助”,对收费项目的监督如何亦可想而知。

四川某县农民发展副业生产,完不成下达的指标就罚款:少交1斤蘑菇罚150元,少一斤芝麻罚050元,少一只长毛兔罚2元,少一头母猪罚50元等。

湖南省某县一些乡镇派出所在向农用车罚款时采取不要收据罚20元,要收据罚50元的作法。反正要罚你你就跑不了,怎么样也得挨罚,只要你有这个农用车,罚你没商量。

某县乡镇派出所公然给每个干警下达12万元的罚款任务,你去找罚款对象呗!这样一来,他们倒巴不得那些的事件发生,因为有人犯事,他们这个罚款就有着落了。

一些乡镇的七站八所都被上级分下来20—30万经济指标,完不成任务扣工资奖金,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的有奖励和分成,这些部门又不能生产产品,创造产值,哪儿弄钱?只有把农民当“冤大头”罚款。

有的农民田块抛荒了要接受罚款,有的没有搞沟厢改革要罚款。就连那些家里穷了,孩子读不起书的失学的家庭还要罚款,真是越穷越挨罚,皮寒单打瘦鬼。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一些部门生财无门,便与民争利,干起了“夺泥燕口,针头削铁,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瘦肉”的营生。本来属于单位正常的工作和部门自身的份内事,也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向农民乱收费。

对此,农民意见颇大,怨声载道:“头税轻(农业税),二税重(集体提留),摊派罚款无底洞!”尽管有怨言,也不能拿石头打天。许多老百姓罚怕了,战战兢兢,胆小谨慎,生怕抬手动脚犯了“天条”,招来罚款之灾。真像老百姓自嘲说:“动手打手,动脚打脚!像管制过去的地、富、反、坏、右一样,只许你规规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

农民愤怒了。中国的百姓是最好的百姓,但农民的忍耐力是有限度的。据有关资料显示,有好几个地方的农民聚众闹事,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农民负担问题处理不好,已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早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同志就说过,九十年代要出问题可能会出在农业上。这是给全党敲响的一个警钟。

〔南昌讯〕1995年9月28日至10月9日,江西省抚州地区临川市的秋溪、连城、河西、河东、龙溪等5个乡镇因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等问题,先后发生部分农民围攻、冲击乡镇政府机关,殴打乡村干部,国家财产和部分干部私人财物的重大。

9月28日上午,临川市秋溪乡吴家店、梓溪、洪坊等村40余名曾受过违反计划生育处罚的农民,同300多名村民围攻乡政府,冲击乡计生办,砸毁门窗和办公室。10月1日,又有一批人冲进乡政府,并将该乡党委书记打伤住院,部分乡干部也遭到殴打。

10月4日,连城乡金房村部分纯女户及其家属在村党支部书记家中闹事,打伤乡干部1人,毁坏全部家具和生活用品。10月5日,该村近300名村民到乡政府要求解决问题,当市工作组与村民商谈时,两户纯女户及其家属几十人突然冲进会议室,将乡党委书记殴打致重伤,肺部出血。10月6日上午,700余名村民围攻冲进乡政府,他们见乡干部就打,并将乡政府办公楼洗劫一空,毁了所有的档案资料。

10月7日上午,该市河西乡正副乡长两人开车前往吕坊村做群众工作,途中遭到该乡300余名村民围阻,乡长被打住院,副乡长和司机均被打伤。接着,这些村民又冲到乡政府,砸坏了大部分办公室的房门,又冲到乡党委书记家进行打砸。次日晚,该乡黎家村100余名村民又冲进乡中心小学和辅导站,毁坏了部分教学和办公设施。

10月8日上午,该乡龙溪镇当墟,赶集市的农民中有60余名手持写有标语的白旗,呼喊口号,1000余人冲击镇政府,打伤维持秩序的公安干警和村镇干部20多人,并捣毁镇派出所和政法综合治理办公室,推翻小车三辆。当晚,该镇花家村200余名村民再次冲击镇政府和派出所,推翻小车两辆。

以上几起,大致都是少数人以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牲猪税收、棉花收购等任务过紧过重及一些乡村干部不廉洁等问题为由把村民聚集起来的。该地宗教势力较为集中,也是导致有组织聚众闹事的原因之一。秋溪、龙溪等乡镇一些村民还张贴了大字报和标语,内容有“减轻农民负担、清理村委会账目”,“反贪污、反强权、反腐败”等。

江西省委对这起事件极为重视,省委书记及时提出了处理意见:“对上述事件,要按政策办事,不得加重农民负担,办事要量力而行,要化解矛盾,防止事态扩大,要举一反三,不合理、不符合政策的要改过来。对此事为首的如构成犯罪,极个别人要在适当时机妥善处理,不要急。”根据省委指示,抚州地区和临川市主要领导赶赴现场做工作,先后派出47个工作小组进入各有关乡、镇、村进行疏导,采取了以下措施:一、由工作组深入到各有关乡镇、村组,与群众座谈对话,宣传政策,听取意见,调查核实群众反映的问题。二、印发了3000多份《告全市人民书》,表明对群众反映的计划生育、农民负担、牲猪税收、棉花收购等任务过紧过重的问题,要组织调查。对违反规定,擅自出台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要一律取消,努力将农民负担严格控制在上半年人均纯收入的5%以内。三、由公安部门公开播发《关于严惩的公告》。同时,抽调400余名公安干警、武警和民兵应急分队到有关乡镇,震慑犯罪分子,另外,先后抽调了300多名公安干警分赴各有关乡镇维持秩序,并负责搜捕为首的违法犯罪分子。现在已拘捕了违法犯罪骨干分子7名。四、为防止上述的蔓延扩大,抚州地区各县、市都研究制定了必要的工作方案。通过采取以上措施,该市这起连续已基本得到控制。

〔长沙专电〕1996年夏收以来,湖南一些地方先后发生多起农民闹事事件,部分农民因不满负担过重,不仅举行一定规模的集会,而且发展到聚众冲击党政机关,围攻殴打基层干部,烧集体和个人的财产财物。最近,记者深入到湖南衡阳、娄底、邵阳等5个地市几十个县镇乡村,就农民问题进行了专题调查,深切感到农民负担过重已严重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通过调查采访,记者强烈感受到,农民负担过重危害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将一些基层干部搞得焦头烂额,部分农民异常反感,少数地方干群关系被搅成浑水一团。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各级政府也年年喊,层层抓,但长期以来农民的实际负担过重问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逼死农民的事件时有发生。1993年至1995年,湖南农村共发生恶性事件14起,1996年又发生多起:3月2日,衡阳县集兵镇一女学生因交不起学校收费5805元服毒自杀;5月22日,双峰县永丰镇一农民交不起人均60元公路集资款服毒自杀;9月16日,新田县一农民因没有完成造田任务,被罚款1027元而喝农药身亡;10月16日,临湘市一农妇因乡村干部迫其交她儿子所欠的各种经费17696元而喝药自杀。

此外,去年以来,湖南农村还有20多个乡镇因农民负担过重造成农民群体性,严重的地方出现群体性闹事。由于农民负担引发的恶性案件极易激起群众公愤,不少农民因负担问题与基层政府离心倾向增大,致使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农民负担的不断反弹,在局部地区已愈演愈烈。不少农民对干部存有积怨和潜在对立情绪。部分农民十分反感基层干部经常采用小分队和工作组等形式进村入户,对农民动不动就搞强迫命令,甚至使用警力和警具挑粮抬家具、赶猪牵牛,有的还罚款、打人、体罚、拘留、株连无辜。一些乡镇对上级的减负精神和文件不宣传不张贴,群众自发宣传。一些基层干部又缺乏正确处理矛盾的能力和水平,造成矛盾激化,干群关系更加紧张。

湖南一些地方的领导认为,全社会对农民负担要有一个清醒认识,要正确估价农民富裕程度和正视农民负担过重的现实,对当今农村形势不能盲目乐观,必须实施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战略,否则,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超过了农民脆弱的承受能力,最终只能把农民逼上绝路。

据记者调查了解,农民闹事大都是以农民负担过重作为导火索,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

一、从过去的一般性告状发展到集会、、闹事。以祁东县为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河洲等9个乡镇发生群众性闹事事件,其中有6个乡镇政府的办公楼门窗、办公用具等被砸毁。全县共有79名乡村干部的人身及其住宅遭到围攻和冲击,抢走、毁坏、焚烧公私财物价值24万多元。一些不法分子还趁机掀翻和砸烂车辆,非法扣压干部干警作人质,堵塞国道交通,割断通信光缆等等。

二、从个体到群体。据了解,湖南发生的农民闹事事件,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一二千人,并引来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围观起哄,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三、从局部发展到一定范围。闹事伊始,少数为首农民打着要求减负的旗号,不仅蒙蔽了部分农民群众,而且也使得地方党委政府格外谨慎,采取满足农民合理要求,及时退还集资款的办法。但这给不少农民造成错觉,认为闹得越凶政府就退得越多,结果一些为首的农民四处活动联络,不仅串联到邻乡邻县,而且串联到工厂企业,导致闹事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

四、从经济升级到政治。一些农民因负担问题而闹事,但却没有因当地政府减负而收场。涟源市及时清退了修公路和建学校的集资款后,这个市三甲乡的农民又提出清退农业税、农村特产税等不合理要求,并以“精减机构”、“反对腐败”为由,要求到市里组织万人大。以黄国卿为首的骨干分子在三甲乡利用宗教施加压力,严密组织,村村建立了秘密联络员,过往车辆要接受严格盘查,黄本人出入身带保镖,外人要见他需经过单线联系的四道关卡。在搞垮村、乡两级组织后,他们又把矛头直指市委、市政府,称其为“涟源当局”,直至发生了11月13日冲击打砸市委机关的恶性事件。

综观前段农民闹事,绝大多数农民要求减轻负担是合理的,经过地方政府及时疏导教育也很快平息。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却利用农民要求减负的心理,借机煽动农民发泄不满,致使农民中各种矛盾聚集合流。据对衡阳、祁东、涟源等县市为首闹事骨干分子的分析,主要是以下几种人:

第一种是土改时期祖辈父辈被的后代以及历次运动被批斗挨整的人。衡阳县发生闹事的乡镇中,此类人占1/3。祁东县梨胶村75岁的谭昌焕,曾在军队当过连长,此次闹事上窜下跳,充当闹事的领头羊。

第二种是严打斗争中受到政法机关打击处理的社会渣滓和地方流氓恶霸。祁东县蒋家桥镇劳改释放犯谭高徕在闹事中冲锋陷阵,带头烧,事发后畏罪潜逃。

第三种是因计划生育超生受处罚或对乡镇干部收缴上交提留、处理民间纠纷不满的人。这部分人占比例相当大。

第四种是农村部分退休干部职工、离任或被处理下来的乡村干部。祁东县归阳镇72岁的曹汉杰过去曾当过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次他自封为农民减负协会会长,出谋划策煽动农民闹事,而他在农村的家属已连续4年未履行上交提留义务。衡阳县东日村原支书范千学,1991年贪污集体款被免予起诉,他有4年未交党费,拖欠税费750元,这次以减负为由带头冲进镇政府,企图重新上台担任村干部。

第五种是代表宗族的族长、族人。他们以帮助农民操办红白喜事为由,煽动农民参与闹事,其目的是想以宗族势力取代村组织……

这两则信息给了我们党一个信号,农民负担切不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如果农民正当合理的要求减负的呼声,被某些图谋不轨的少数人利用那将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中国自从辛亥革命就没有皇帝了,然而今天的很多农民仍然认定公粮就是“皇粮”,“皇粮国税不能抗!”“哪个朝代也抗不过去。”反帝反封建反了将近一个世纪,人民当家作主已经将近五十年,却又捡起了封建王朝的陈词滥调,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悲哀的远不是一个观点,而是这些例证中他们那些行动和作法。“皇粮国税”他们也要斗胆“抗一抗”了,河西走廊的一位农民说:“抗也要抗出个政策来!”大部分群众的主观愿望是善意的,他们的“抗税”并不是对抗党的领导,也不是推卸自己作为公民的一份社会责任,而是对某些政策,尤其是土政策和社会上的弊端和执行当中的不正之风发泄不满,以期引起重视,极早纠正。

当然更应该警惕某些基层采取的一系列强拿恶要的办法,虽然把税费抓上来了,却彻底破坏了我们党几代人长期构建的工农联盟的党群关系,把我们党和政府推向了农民群众的对立面上,直接造成农民对“国税皇粮”的逆反心理。

八、“天上的星星数不清,农民的负担没有底。”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症结究竟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10亿农民兄弟,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中国的农民是伟大的,据农业部统计数字表明,1994年农民直接承接的提留统筹费为365.8亿元,人均41.13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19%,但农民的社会负担却比上年增长38.2%,总额达85亿元。其中,各地一些部门向农民伸手集资摊派的费用就达28.3亿元,比上年增长68.5%。

是一个伟大的党,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很圆满地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然而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从上到下抓,一个漏斗向下,为什么还这么难?我们不应该做表面文章,就农民负担来看农民负担,我们必须从历史的纵深处挖掘,从各种因素上找原因……

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或许能给人一些启迪:许多人也许还记得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时,公社才20几名干部,那时还是大集体,工作量大。今天搞“大会战”,明天搞“三线建设”,干部忙了这就是那,还指挥得团团转。后来公社改区,区下设乡政府,再后来撤区并乡,小乡合大乡。连续几年,政府机构不断改革,合了分,分了又并,折腾来折腾去,每分一次,增加一批人,每合一次又吸纳一批人,人越折腾越多,为现在的机构膨胀埋下了隐患。人民公社同样大的一个乡政府,由20几人膨胀到200多人,整整地翻了10倍。虽然上面老在叫“精减人员”,可就是越“减”越多。是的,这些人都是“国家干部”,减谁下去呢?没有办法,多余的人员没有地方安,就又在乡政府下面再设几个管理区。殊不知干部增加了不少,而国民经济总值却没有增加多少。后来,大政府为了甩包袱,让基层小政府财政包干,而县里多数企业垮得一塌糊涂,工业产值大幅度滑坡,而财政所需支出却有增无减,因为吃财政饭的人不仅没少反而在增加,这就有一个很大的缺口,怎么办?只有转嫁到农业上。这沉重的包袱压得农民不堪重负。

采访中,许多农民愤愤地说:“这也找我要,那也找我要,政府给了我们一点什么?”据一位熟悉的乡(镇)长吐露实情说:“现在风声很紧,要求不多收的我们不敢收;但风声过后,我们还得照样摊派,不然乡政府这么大一摊子要饭吃呀!财政体制问题不解决,要想将农民负担压到百分之五以内是办不到的,至少我们这里办不到。”这位乡(镇)长的话似乎道出了当前减负难度大的问题的症结。如此来说,机构臃肿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一大恶症,不化解这一毒瘤,即使暂时控制住了,又过后还得反弹。

不仅如此,乡政府的“七站八所”也跟着在膨胀,某乡财政所过去六、七个人,现在竟然是七、八十人。税务所自国税地税分家后,也由四、五个人变成三、四十人。土管所过去没有,现在一下子就是20多人。林业站过去没有,后来成立后二、三个人,现在变成了“林业管理站”和“林业工作站”两个重叠的单位。企管站过去没有,现在也有10多人。经管站过去没有,现在也是10多人……这些单位这些人都不能创造产值,却要给他们发工资,还要给他们建办公楼,盖住宅楼,配交通工具。这些都需要大笔的钱。钱从哪儿来?上面没有款子拨下来,只有靠自己“创收”。乡里又没有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也不多;有个乡就因为对个体户收税太狠,几十家个体户都纷纷停业,有的跑到外地经商。只有农民依赖土地的意识强,跑不了。但也不尽然,农民的承受能力是有限度的,许多农民也被逼得逃离黄土地,去外面打工找生路。

为此笔者也调查过武汉市的许多菜贩,他们大都是离家出逃的农民,有的摆地摊卖碗卖碟。笔者问他们:“全家都出来生活糊得住口吗?”“慢慢混呗!但怎么也比家里强。”家里的责任田索性丢下不管了。村里怕抛荒就捡过来集体种,让群众摊义务工,粮食卖了刚好够交农业税和提留。有的村干部怕麻烦,也懒得管,荒了让你去荒,提留只等你过年回来再找你算账。自然抛荒者认为没种田拒绝交付摊派提留,但总不能让集体来交吧,为此常常扯皮打架把村干部的脑袋打破了,弄得村干部灰心丧气:“这破村长没球当头了。”

有的青年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把田留给老人妇女种。种田是苦力活,老人妇女自然种不来,粮食减产了,就更加亏本。有的家庭实在走不脱,但又不愿放弃出外挣钱的机会,因为光靠种田实在没法生活,就在县城打短工,农忙时节就回来伺弄一下,由于没有把精力放在种田上,春天马马虎虎下种,秋后稀稀拉拉收割。有的会做生意的农民索性把田抛荒,就是倒贴摊派提留也不在乎,免得责任田把自己捆在家里。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办大农业”,农民连责任田都不愿种了,还说什么“办大农业”?

民以食为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离开了土地就没法生存。记得刚分田那阵,有的农民把铺盖搬到田边去睡,闻着清香的泥土气息和谷物成熟的芳香,心里该是多么惬意啊!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已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为什么现在农民这么厌恶土地、逃离土地呢?

不能怪农民兄弟不愿种田,因为提留摊派重,种田亏本。让我们看看农民摊派的名目有多少。上面为了监督农民负担,让农民心里有本明白账,特印发了《农民负担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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